本刊近两年发表了多篇有关帕斯捷尔纳克以及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娅与克格勃的关系等文章，引起读者的关心与注意。
帕斯捷尔纳克因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不但在他的祖国，而且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时过40多年之后，我国读书界对此仍谈论不休。我国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的学者高莽先生最近完成了一部20余万字的《帕斯捷尔纳克传》（即将由长春出版社印行），其中有一些篇章涉及到帕斯捷尔纳克与其情人伊文斯卡娅的关系。
应本刊的要求，高莽先生提供了伊文斯卡娅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些记述，均摘自她的长篇回忆录《时代的囚徒》。这本回忆录虽然主观成份很强，作者有意无意突出了自己的作用，但她记录了很多事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帕斯捷尔纳克其人其事。
这里刊出《时代的囚徒》中的片断摘录译文，小标题系摘录者所加。———编者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多次回忆说：有人想让他在拥护判处“人民的敌人”死刑的公开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事迫使他不得不再次上书斯大林。有两位来访者，在大别墅的阳台上，在不同的情况下，记录了帕斯捷尔纳克讲过的同一件事：
“1937年审判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当时这二人都是苏联军事统帅———译注）等人案件时，在作家当中征集签名，以示拥护判处他们死刑。有人也来找我，我拒绝签名。这事引起很大的震动与不安。那时的作家协会主席是斯塔夫斯基，一个大恶棍。他吓坏了，他怕说他没能把人管住，怕说作协是机会主义巢穴，怕拿他出气算帐。于是他们开始折腾我，我坚持己见。作协领导来到彼列捷尔金诺，没有直接找我，而是进了另一家人的别墅，让我到那里去。斯塔夫斯基对我大发雷霆，还百般威胁。我回答他，如果你不能心平气和地和我讲话，我没有必要听你的训斥，我可以回家。
回家以后，情况也很糟，季娜伊达（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译注）身怀廖尼亚，即将分娩。她苦苦哀求我，不要害了她和婴儿。但我没有动摇。后来得知，窗外躲着一个特务，他把我们的话全偷听去了……
那天夜里，我们等待被捕。可是，说实在的，我上了床竟美美地睡着了。我很久没有睡得那么沉，那么香。只要我拿定了主意，我的精神状态总是这样，亲朋好友们劝我给斯大林写封信。好像我们经常通信，好像我和斯大林逢年过节都交换明信片似的。不过，我还是写了。我说，我是一个在深受托尔斯泰信念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我是喝母亲的奶水同时吸吮了这种信念的，我说您可以支配我的生命，但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决定其他人的生死问题。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没有把我抓起来！……”
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签名———顶住了当局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经受了个人与生命的威胁。但报纸发表那封卑鄙的信时，在信的下边他还是看到了自己的姓名。可以想像得出帕斯捷尔纳克当时的气愤。抗议与驳斥都没能够起作用：专横占了上峰。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迫害诗人的人只限于当众侮辱他，只限于把我抓起来，为什么没有把帕斯捷尔纳克置于死地，像对付曼德尔施塔姆那样、对待成千上万个其他人那样，甚至1937—1939年间，对他也有所宽容。至于逮捕我，判我住5年集中营———在那个时候，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宽大。再说，那时不仅我一个人（我是什么人？我算老几———仅仅是一位不安份的诗人的女友罢了！）甚至连“全苏长老”（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加里宁的发妻也在狱中，只在为她丈夫举行追悼会时才开恩准她出来几天，然后又把她关进铁窗之后。
有一种传说（帕斯捷尔纳克曾向波波娃讲述过其中之一），说汇报有关逮捕帕斯捷尔纳克的证明材料，斯大林说了一句：“不要动这个住在天上的人……”
也许这个传说有其根据。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不想消灭他，也不想消灭我。难怪1953年我从集中营出来以后，帕斯捷尔纳克说：“还是我的星辰保护了你。”他那首寓意诗《童话》指的就是这件事。
文学界已经没人怀疑：逮捕帕斯捷尔纳克已是肯定无疑的事；可是没有逮捕他，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关于这件事，格拉德科夫（一位剧作家———译注）有过详细地记述：“……在斯大林迷信年代，当一个人已丧失了那么多的亲友，在彼列捷尔金诺已不止一次地等待叶若夫和贝利亚的特务深更半夜来敲响栅栏门，他已不抱任何幻想了。究竟什么原因保护了帕斯捷尔纳克？很难说。但，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即1955年检察官P·处理梅耶荷德（被处决的戏剧导演———译注）平反事宜的事，得知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捕，居然逍遥法外，不胜惊讶：摆在他面前的‘案件’资料说明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捏造的某一从事破坏活动的文艺组织的成员，梅耶荷德和巴别尔就是因为成立那个组织而送了性命。这个‘案件’中还出现过奥廖沙的名字，但他也没有被捕……看来，编造这一骇人耸闻的一幕时，在某一阶段，决定只限于逮捕梅耶荷德和巴别尔了事。”
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想到我的朋友和熟人的命运时，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动那个我行我素的帕斯捷尔纳克，却处死了百依百顺执行交给他一切任务的科利佐夫（作家、记者———译注），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
诗歌《个人迷信……》是在法捷耶夫自杀之后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它表达了帕斯捷尔纳克对赫鲁晓夫和他周围人的态度。
帕斯捷尔纳克怀着极大的同情、耐心，甚至痛楚，对待不像他那样真诚和坚定的人。法捷耶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法捷耶夫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无容置疑的才干献给了斯大林制度。帕斯捷尔纳克与法捷耶夫的关系十分微妙。
当年，法捷耶夫花费了很多精力与时间阻挠帕斯捷尔纳克写作长诗《红霞满天》。那部长诗里与斯大林时代的假艺术的争论过于明显了。
先人作家没人想去
寻觅万事顺遂。
他的人物为疾病所苦，
忧患意识让他们燃烧、生辉。
我想，不要把毫无恶意的思想。
涂脂抹粉，描眼画眉，
请能允许我们写作———
像普鲁斯特利，像海明威……
战争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在奇斯托波尔时说过：“法捷耶夫个人对我很好，但是如果有人让他把我大卸八块，他也会认认真真地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还会理直气壮地汇报执行的情况。在这之后，当他再喝醉时，他会说他可怜我，说我是个很好的人。民间有一种说法：‘胸怀二心的人’。我们当中这类人不少。我对法捷耶夫另有看法。他的心像潜水艇一般，分成许多互不渗透的隔离舱。只有烧酒能搅乱一切，能打开所有的舱壁……”
帕斯捷尔纳克又说：“法捷耶夫在彼列捷尔金诺有时喝醉了，来到我家，开始吐露真言。正因为他在我面前这样做，使我感到窘困和难受。”
我们知道，法捷耶夫很喜欢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爱伦堡讲过一件事：
“我记得法捷耶夫作了一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批评某些作家‘脱离生活’，其中也提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报告之后，我们在高尔基大街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偶然相遇。法捷耶夫拉我到街口一家咖啡馆去坐一坐。他要了一瓶白兰地，接着说：‘伊里兰·格里戈里耶维奇（即爱伦堡———译注），您想听听真正的诗吗？…’他开始背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直不停，中断一下也只是为了问一句：‘好不好？’”
斯大林逝世后，正如爱伦堡所说，解冻来临了，意外的事发生了。
库兹米奇的孙女，8岁的小薇拉，突然跑进我们家的小院，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费定开枪自杀了。帕斯捷尔纳克感到奇怪。
谁也不相信这个善于伪装的费定能有这种举动。
很快弄清楚了，自杀不是费定，而是法捷耶夫。
“这还说得过去，”帕斯捷尔纳克说，“这样一来，他可以洗刷很多应有的罪名和不应有的罪名。”
后来，他当众又重复了这句话。那次，我们一起来到工会大厦，法捷耶夫的灵柩摆放在圆柱大厅里。我在入口处驻了步，帕斯捷尔纳克走了进去。他后来的行为是我从当时守灵的两位作家那里知道的。帕斯捷尔纳克站在法捷耶夫的头旁，长时间地认真地观察亡者的面孔。然后大声、清晰地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自己恢复了自己的名誉！……”他的声音让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听得见。说罢，他深深地鞠个躬，向出口走去。
我想，法捷耶夫的悲剧与马雅可夫斯基的悲剧有类似之处。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是在1930年，那时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法捷耶夫为个人专政效忠去了，而且官运亨通。而另一个和马雅可夫斯基几乎同龄的、革命后头几年达到苏联文学高峰的战友———帕斯捷尔纳克———仍然是个普通作家。周围有些人看风使舵，为斯大林独裁服务，他与那些人不同，保持了自己的写作技巧和良心。也许正因为如此，法捷耶夫才会醉熏熏地去找帕斯捷尔纳克忏悔，并透过酒染的泪珠赞美他的诗作。一个人背叛自己，往往是以精神崩溃告终。法捷耶夫就是如此。他在自身中找到了勇气给自己判了死刑。
人们总是把脱离常规、走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的自己的道路的人视为“怪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般头脑健全的庸夫俗子的眼中，无疑就是这种怪人。用茨维塔耶娃的话来说，那些头脑健全的人把“最合乎情理的、合乎法则的原发性的事宣布为疯人行径”，这类事，数不胜数。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古怪行为可以写成一本书。
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后，作家拉斯金讲过一件事，说帕斯捷尔纳克在彼列捷尔金诺别墅区的邻居被盗。家里人慌慌不安，要求帕斯捷尔纳克采取某些保护性措施。
他取来一个信封，在上边写了几个大字：“留交各位窃贼”。信封里装了一笔钱和一张条子：
敬爱的窃贼们！
我在这个信封里装了600卢布。这是我的全部现款。各位不必费力再翻找。家中没有了。请您拿走并离开此地。让你们和我们都安稳些。钱———不必点数了。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以后的情况用拉斯金的话来说：
“他把信封放在前厅镜台上。一天一天过去。窃贼没有光顾。帕斯捷尔纳克夫人悄悄地从信封里取点钱过日子用。所谓‘暂借一下’。取出来，再还回去。再取出来，再还回去。再取出来，再……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心血来潮想检查一下，发现信封里的钱数不够了。火了。
他大喊大叫：‘怎么，你们竟敢动用我留给窃贼的钱？！你们抢劫我的窃贼？万一他们今天来了呢？在他们面前，让我多么尴尬？我对他们怎么交待？说我偷了他们的钱？！’
总之，家里人吓坏了，赶紧把欠缺的款数凑齐，那600卢布（旧币）在信封里又放了很久，一直也没能把‘敬爱的窃贼们’等来。”
有一次，也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平最后一年，有人告诉我们，两位久居国外的俄罗斯太太，作为旅游者，也许是作为某家大报馆的记者，正在莫斯科，其中有一位是临时政府军事大臣古奇科夫—特莱里的千金小姐，另一位是同样遐迩闻名的马利亚·伊格纳奇耶夫娜·扎克列夫斯卡娅（她是别肯多尔夫伯爵夫人，也是布德别尔格男爵夫人）。
扎克列夫斯卡娅这位命运奇特的、一生冒险的女性准备登门拜访帕斯捷尔纳克。这事使他特别激动。扎克列夫斯卡娅和高尔基的关系极其亲密。她公开的身份是威尔斯（英国科幻小说家———译注）的遗孀。
茨维塔耶娃的妹妹在卡普里岛上高尔基家作客时，见过扎克列夫斯卡娅。她是这样描绘这位女性的：
“身材秀挺，体态端正，一副丰满的面孔（但并不肥胖），额头宽大，庄严，透着聪明，一对深色的大眼睛。深色的头发光光地梳到脑后。
这是一位教养有素的、上流社会的贵夫人……精通几种语言，她将高尔基的作品译成了英文（好像也译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柳威尔斯的童年》）。”
帕斯捷尔纳克邀请两位太太在波塔波夫家（这是伊文斯卡娅的住宅———译注）中郑重其事地共进早餐。帕斯捷尔纳克为接待她们便大事张罗起来。
早7时，帕斯捷尔纳克从彼列捷尔金诺村来到了拉夫鲁申斯克（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市内的住宅———译注），把理发师请到家中，接着便往波塔波夫家中挂电话。
伊拉（伊文斯卡娅的女儿———译注）正在电话机旁睡觉。8时，帕斯捷尔纳克把她吵醒了，让她叫我接电话。他关切地问：
“奥莉娅，你那儿有威尔斯的书吗？”
“有。两卷集。”
“你把书掀开，摆在显眼的地方。”
9时半，电话铃第二次响了：
“有高尔基的著作吗？你随便翻到某一页。那里有他给扎克列夫斯卡娅的献词！”
11时，第三次响起电话铃声。伊拉还没有睡醒，含着泪叫道：
“妈！她的经历太多，你别离开电话机了。这位‘经典作家’（这是伊拉给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号———译注）还得来十次电话。”
话题扯到这位国际冒险女人扎克列夫斯卡娅的第一个情夫时，便卡住了：我们家里没有他的回忆录。
为了招待女客，家中准备了一大瓶压实的黑色咸鲟鱼子。我希望这一大瓶鱼子整个地摆在餐桌上，可是帕斯捷尔纳克说最好用些小盘。他很快就认为我的主意绝对正确。
帕斯捷尔纳克理了发，换了衣服，来了。过了一会儿，两位女客也姗姗驾到。
我们的电梯运行安全，可是二位太太不知何故还是主张徒步爬上我们住的六楼（这是赫鲁晓夫前的建筑物）。年轻的太太，轻轻松松地爬了上来，可是男爵夫人却很吃力。
这位块头大、身体重的胖太太怎么也喘不过气来。她也不让帕斯捷尔纳克帮她脱下皮大衣。她的手在大衣兜里摸了好半天，她的衣兜好像是没有底。她从兜里给帕斯捷尔纳克掏出一件礼物：旧式的大领带———看来像是从威尔斯的遗物中翻出来的。她还在摸。最后又摸出一条领带，也是送给帕斯捷尔纳克的。她也给了我一件礼物———一对金光闪闪的大别花。
女客终于缓过气来了，帕斯捷尔纳克也打开了话匣子，一再感谢她赠的礼物。他请二位太太进餐厅，餐桌已经布置好了。
两位太太说，她们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采访。最后决定一边进餐一边提问。
帕斯捷尔纳克非常殷勤、客气，谈威尔斯，谈高尔基，总之，谈论文学。
男爵夫人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帕斯捷尔纳克不余遗力安排的项目———高尔基和威尔斯的书，她对黑色鲟鱼子却赞不绝口。在帕斯捷尔纳克高谈阔论的当儿，两位太太提了一些问题，我们听起来纯属无稽之谈。比如，“您喜欢吃什么果酱？”或者“您喜欢戴什么颜色的领带？”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把这些问题当成了玩笑。他回答时嘻嘻哈哈，还试图把话题转向更严肃的问题上，主要是有关文学的主题上。
两位女客走了以后，我怯怯地说，她们的问题可能是认真提的。帕斯捷尔纳克挥着手把我嘲笑了一番，说我无知，不懂欧洲人谈话的幽默。
过了大约一个月，英美报纸寄来了，帕斯捷尔纳克大窘特窘！报上说，诺贝尔奖得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喜欢吃草莓酱，结色彩斑斓的领带，根本不碰黑色鲟鱼子。
一九三五年，巴黎大会（指国际保卫和平反对法西斯大会———译注）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发生的一件事）。帕斯捷尔纳克每次想起这件事，都感到非常内疚，直到他生命结束亦然。
他的双亲那时在德国慕尼黑。他已经十二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他的双亲1921年去了柏林，他本人1923年去过一趟）。那次，父母认为他从巴黎回国时一定会到慕尼黑去看望他们。
“当时出于一种愚蠢的自尊心，我没有去，”帕斯捷尔纳克后来解释说：“我不愿意让他们看到我那副可怜相，那种萎靡不振的样子……我以为回国路上，能和他们见上一面，可是我从英国回了国。去时，路经柏林，火车进站前，我妹妹去接过我，但，我再也没能见到我的父母。”
1935年10月底，茨维塔耶娃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
“……乘火车从母亲身边经过，让老人白白等了十二年，这事我怎么也想不通，就是杀死我，我也想不通。让她别等了———母亲也想不通。这事已超过我理解的极限，人的极限，在这方面，我与你恰恰相反：我会背上火车去和她见上一面（虽然，我可能也怕见面，见面也不见得令人高兴……）”
茨维塔耶娃接着写道：“……现在该你自圆其说了———说什么只有‘这类人’才能干出‘这类事’。你的歌德，当年没有和席勒告别，足足有十年没有去法兰克福看望母亲———目的在于保留时间创作第二个《浮士德》———还有别的事，但（括弧！）———进入74高龄的他竟勇于去恋爱，还决定结婚———这种做法他就不顾保留‘心脏’（体力）了。在这方面你们都是不惜挥霍的人……因为你们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治疗一切，那种办法就是爱……（治疗自己的一切，心神不安的一切，如自身的非人类的东西，内心神圣的东西）”
1950年5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写信给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阿德娜回答这一问题时说：“……我去参加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时……路过父母居住的地方……我不想见到他们，因为当时我认为自己的面目可憎，羞于见二老。我当时深信，将来有机会以更无愧的样子去拜见他们，后来二老去世了，先是我母亲，后是我父亲，就这样，我们再没能会晤……这事压了我一生，太沉重了，但我向你发誓，出现这种事绝不是因为我不关心他们或不爱他们！”
晚年的伊文斯卡娅
莫斯科版《时代的囚徒》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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